荒漠化的政治、社会、经济驱动因素

近、现代的放垦政策与伊旗的农耕活动

在伊旗地区这样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人为因素——最近百余年大规模的土地开垦、落后的耕作制度与管理水平、过度放牧、对森林的滥砍滥伐，是导致土地荒漠化发生、发展和加剧的最直接、最主要原因。

解放初期，政府虽制定了“禁止开荒，保护牧场”、“以牧为主，兼顾农业”等项政策，但50年代以后仍然出现三次大规模开荒活动（1955—1956年；1958—1962年，1972—1973年），尤其以60年代左右的土地开垦最为强烈，仅1960—1962年三年内就开荒32000公顷，1960年伊旗耕地面积达到顶峰，人均耕地面积近1.2公顷。（图1）

图1. 解放初期至70年代初伊旗耕地动态

伊旗历史上开垦的土地绝大多数没有灌溉条件，基本是雨养耕地（图2），而本地区农业生产最大的限制因素也正是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所导致的严重干旱，这一突出的矛盾就是毫无节制的开荒之所以导致了大面积土地荒漠化的根本原因。伊旗土地大规模开垦时期的耕种方式可以概括为“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基本上是一种短期行为，缺乏长期发展的眼光。对开垦的土地既不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也几乎不进行其它投资，新开垦的耕地往往只能耕种二三年，农民便不得不将耕地抛荒而重新开垦新的土地。（图3）抛荒的耕地很快变成一片沙海。如此往复，形成了开荒—沙化—抛荒—开荒这样的恶性循环，在一些时期内伊旗荒漠化土地面积迅速扩大。上文提到1960—1962年三年中伊旗开垦土地32000公顷，但从图9耕地动态曲线上可以看出，1960年的耕地面积比1958年只增加10000公顷；61、62年继续开荒，可是耕地面积不增反减。如果统计数据可信，那么，有理由认为，在这一时期因荒漠化无法耕种而抛荒的耕地面积大于开垦新增耕地面积。资料显示，1973年全旗流沙面积由解放初期的30000公顷发展到200000多公顷，广大农牧民生产、生存条件日益恶化，生产水平急剧下降。从1970年到1979年的十年间，全旗粮食平均总产比解放初期的1949年还低4.6%。1973年伊旗土地沙化严重的十个生产队人均耕地0.53公顷，平均单产82.5公斤／公顷。由此可见，毫无节制的土地开垦对伊旗地区的自然环境、农牧业资源以及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危害，致使广大农牧民生活处于贫困之中。

图2. 解放初期至70年代初伊旗灌溉耕地动态

草场管理制度与过度放牧

畜牧业是伊旗地区的传统产业，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与我国其它牧区和半牧区一样，伊旗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实行用牲畜的纯增长和存栏头数作为衡量畜牧业生产经营好坏的主要指标，片面追求牲畜数量的高速发展。但是，由于垦耕活动而大幅度减少的草场资源根本无法适应这种数量上的高速增长，因而致使本区草场严重超载。在长期过度放牧的情况下，草场植被退化、土壤理化性状恶化，沙化、盐渍化等土地荒漠化过程发生、发展迅猛。

图3. 大开荒时期伊旗粮食单产与人均粮食

从解放初期的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牲畜总数增长了2.34倍，到1998年又增长了36.4%。

根据1963年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的草场普查结果，以及伊旗所在的伊克昭盟统计局历年资料统计，1957年以前至解放初，伊旗的草场总面积应在480000公顷以上。根据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1986的普查结果，天然草场的面积337411公顷。从解放初期的1949年到1986年，三十四年全旗草场总面积减少了30%。到1998年334301公顷，比1986年又减少3110公顷。

伊旗牲畜饲草主要来源于草场，占总饲草量的75%左右，其次来源于树木的枝叶和农作物秸杆。根据草场面积动态情况、不同类型、不同等级草场的生产能力与产量可利用程度，以及林业、农业枝叶、秸杆产量与可食程度，按一个绵羊单位一年可食用饲草1277.5公斤计算，可以推算出伊旗地区总理论栽畜能力。从图4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50年代末和60年初，伊旗地区草场牲畜开始超载，并且在以后的30年内牲畜超载状况越来越严重。根据天然草场、人工草场、林地以及农田提供的可利用饲草情况看，1985年伊旗地区的载畜能力只有518095个绵羊单位，而当年年底存栏牲畜折合688066个绵羊单位，实际超载169971个绵羊单位，超载率为32.8%。1986年更是超载329983个绵羊单位，超载率高达63.7%。进入90年代，伊旗地区牲畜超载的状况有改善的趋势，但形势依然很严峻。1997年理论载畜能力为524667个绵羊单位，但实际载畜量为821152个绵羊单位，超载296485个绵羊单位，超载率仍高达56.5%。

图4. 伊旗草场理论载畜能力与实际载畜量动态变化

伊旗地区长期过度放牧的根本原因是当地有关部门对草场的生产性能以及其它饲草来源缺乏了解，对现有的草场资源和其它饲草资源能饲养多少牲畜以及牲畜超载可能带来的严重的生态环境后果缺乏认识。即使对此有了一定的认识，由于环境意识淡漠、资源保护观念差、缺乏长期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了片面追求畜牧业的高速度发展和短期内的经济效益，继续保持畜牧业的超载生产，最终导致严重的草场荒漠化。

伊旗地区草场荒漠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草场经营管理方式和放牧制度落后。放牧频率大、利用强度高的草场经营管理方式，使草场基本得不到修养生息的机会，致使草地更新能力越来越差。在放牧制度方面，解放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基本仍沿袭传统的自由放牧方式，在草场自由设置畜群点。畜群终年围绕畜群点和水源周围区域啃食践踏，造成牲畜压力在局部地区过分集中，几年时间便在畜群点周围形成一个“光裸圈”，再继续发展便形成流沙。椐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的调查，一个畜群点在三年的时间内可导致30—50公顷的草场发生不同程度的荒漠化。

森林滥伐与过度樵采

因沙漠化被埋没的村庄。 摄影：卢彤景

据记载，伊旗所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先秦时期，森林茂密，草原辽阔，森林覆盖率为50%以上，为戎、狄、林胡等少数民族游牧区。至秦汉时期，森林开始遭到砍伐破坏。唐代开始，中央政府鼓励焚林垦荒，后加长期战乱，森林破坏严重。但到宋元时期，在鄂尔多斯高原东部仍有大片森林。清朝时期，一方面土地放垦造成大面积森林的消失，另一方面，当地王公贵族大肆修造喇嘛庙而砍伐古代森林。尤其是召庙的修建，对森林的破坏尤为严重。伊旗在清朝顺治至乾隆年间，先后共修造召庙46座，所用木材大多来自当地。新庙周围地区原本是一个水草丰美、森林茂密、山清水秀的地方，由于建庙砍伐，使森林植被逐渐稀疏。自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伊旗境内凡放垦之处的天然乔、灌木林毁灭殆尽。到民国时期，伊旗地区的天然森林濒临绝迹。解放初期的森林普查资料显示，全旗天然林不足80公顷，森林覆盖率只有0.21%，多数是灌木林，乔木甚少，全旗不足1万株，零星分布不同地区。在东部黄土丘陵区零星存有次榆、刺柏、月牙树等。虽然在1952年伊克昭盟自治政府就颁发了“坚决保障林木、严禁滥砍乱伐，普遍封滩固沙、封山育林”的指示，但在以后的几十年内，由于林木所有权归属多次更迭，政策多变，砍伐森林的现象屡禁不止。解放前与解放初期栽植的树木绝大多数在“杜绝资本主义道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已被砍伐得所剩无几。森林的毁坏从根本改变了区域小气候条件，蒸发量增大、相对湿度降低、风速增大、大风日数增多。森林的消失不仅使伊旗地区失去了抵御风沙的天然屏障，同时使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恶化，土壤失去了森林凋落物有机质和其它营养成分的补充和林木根系的固定，养分水平更加贫瘠，土层更加疏松，一方面造成旱季风沙运动加强，另一方面使得暴雨时地表径流增大，最终导致并加速土壤风蚀、水蚀等土地荒漠化进程，使大面积原森林区变成了寸草不生的沙海和沟壑纵横的荒坡。

在伊旗草场荒漠化过程中，除过度放牧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当地农牧民的樵采活动。由于长期经济落后，伊旗广大农牧民生活贫困。在伊旗地区煤矿大规模开采以前，为了解决生活燃料问题，农牧民每年大量挖掘油蒿等。根据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80年代中期在伊旗地区的调查，一户的生活燃料需干柴草7500公斤，如以固定沙地每公顷产2250公斤油蒿计，每一户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每年至少要连根挖掉油蒿3.3公顷。即使全旗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即余900户）以油蒿、沙柳为主要的生活燃料来源，每年至少要挖掉油蒿3万公顷，扣除一半老龄枯死油蒿，至少有1.5万公顷的油蒿巴拉因为农牧民的滥樵活动而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外，梁地植被遭铲草皮、扒草根、搂枯草作生活燃料用，是本来就植被稀疏的丘陵、梁地产草量日益下降，风蚀、水蚀加剧。农牧民为了扎牲畜栅圈、院墙或进行粗加工以增加经济收入，大量砍伐沙柳、乌柳、柠条等灌丛植被。上述种种滥樵活动不仅引起牲畜饲草料的严重短缺，同时导致草场风蚀沙化过程的加剧。伊旗台格庙乡塔拉柴登一队，解放前天然沙柳、油蒿生长茂密，由于当地居民长期过度掏挖，巴拉上的植被被完全破坏，整个生产队被流沙包围。成为“沙往房上跑，处处没柴掏”的不毛之地，由于无法生存，1971年全村被迫迁居他处。

伊旗所在的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盛产中草药材和野生蔬菜，在伊旗地区就有各种野生药材88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过度的药材采挖对植被造成明显损坏。本地区出产一个名为发菜的野生蔬菜，由于市场良好，利润极高，不仅当地农牧民采挖，而且引来陕、甘、宁等其它省区的农民采挖。这种掠夺式的采挖风潮和野蛮的采挖方式，不仅对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造成极大浪费，同时引发盛产草药、野菜的地区的土地荒漠化，大大降低了野生植物资源的再生产能力，严重影响当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不法分子在本已枯黄的草原上搂发菜。 摄影：卢彤景

矿产资源开发与土地荒漠化

伊旗境内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是煤炭资源极为丰富，主要分布在东南部1100平方公里范围，是中国神府—东胜特大煤田的主要组成部分，已探明储量约126亿吨，约占该煤田总储量1922.1亿吨的6.6%。神府—东胜煤田第一期开发储量约有80%集中在伊旗境内。

煤炭工业的高速发展加速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煤炭工业开发规模的日益扩大，对土地资源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成为导致土地荒漠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神府—东胜煤田在设计开发过程中，于1986年—1992年修建的包（包头）—神（神木）和神朔铁路线总里程443.1公里，按铁路施工路基建设占地宽度0.2公里计，总计88.6平方公里的地表与植被遭到破坏。煤田矿区开设铁路车站12个，破坏原始地表面积约有3平方公里。煤田开发过程中修建公路100公里，破坏地表面积约20平方公里。在象伊旗地区这样的荒漠化易发环境中，交通线的修建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引发所经过区域土地荒漠化的潜在危险，施工过程中若不加强对沿线植被的保护措施，很有可能导致大范围的土地荒漠化。总长171公里的包神线经过地区地表沙源丰富，大风频繁，铁路的修建造成沿线不同程度的土地荒漠化现象。达拉特旗段长约20公里，路基位于缓起伏沙地，原生植被生长良好，大部分地区覆盖度在40%左右，流沙仅成零星分布。但由于铁路施工破坏了地表植被，形成200—300宽的流沙带。

根据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1985年调查资料，神府—东胜煤田设计露天开采面积为94.46平方公里，排土场面积13.8平方公里；井采占地面面积2.92平方公里；居民区等设施8平方公里，开采区占地总面积121.18平方公里，若煤炭开发不能与防治荒漠化工程同步进行，认真做好开采场、排土场、交通线、生活区的防风固沙措施，大力开展土地保护与复垦建设，那么，矿区土地荒漠化的发生、发展速率可能远比自然状态下的发展速率大得多。

(本专题部分相关资料引自中国荒漠化信息网)